第八篇 廉政史话

贿赂的进化与嬗变：从清末污吏到今日贪官

从贿赂形式的进化和嬗变可以发现，腐败这一政治毒瘤是多么的可怕。值得庆幸的是，最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及“两高”司法解释的出台，彰显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一定有非凡的智慧去掀起一场深刻无比的反腐浪潮，解决这一难题，治疗这一宿疾。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逐利是“经济人”的本性，官员也不例外。对于官员而言，贿赂是其不正当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官员乱作为、不作为的主要原因。研究清末官场陋规到如今官场贿赂的进化与嬗变，对于当前惩治腐败或许会有些参考意义。

从“敬”、“仪”、“规”    到礼金和红包

清末官场上所谓的“敬”、“仪”、“规”，其实质就是贿赂。之所以加上“敬”、“仪”、“规”之类的字眼，目的在于使其带上“合法”的性质，送受双方都心安理得。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一些形式：一是别敬，也称别仪，指外省官员进京引见、请训，离开京城时送给京官的礼物；二是冰敬，指外官夏天送给京官的礼物；三是炭敬，指外官冬天送给京官的礼物；四是节敬，指官员节日送给上司的礼物；五是喜敬，指官员在上司喜庆日子，包括生日、嫁娶、生子等致送的礼物；六是妆敬，送给官员女性眷属的礼物，也称妆仪；七是文敬，指送给读书人的礼物，也称文仪；八是漕规、到任规，指州县官在征收钱粮或新官到任时，送给上司的一笔银子。

现在官场的贿赂，有名目繁多的红包、礼金甚至奖金，逢年过节要送，外出考察要送，家里大小事要送，实在找不出名目，就给上级发奖金。其数额之巨大，触目惊心。由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领导进行的一项调查研究报告《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称：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到的灰色收入总计高达4.4万亿元。安徽省濉溪县原县委书记唐怀民在谈到其“唐百万”绰号时说：“逢年过节，下面干部来我家，你总不能撵他出去吧？来看我，他总不能空着手吧？这么多乡镇、单位，一年10万20万也没什么奇怪的。”

从“耗羡”    到回扣和手续费

 所谓“耗羡”，指清末官员在征收田赋或银子时，要把粮食运输中和银子销熔时的损失计算加入正额收缴，加征的部分被称作耗羡，又称羡余、火耗，是附加税。耗羡一般都进入官员私囊。雍正时规定耗羡归公，另给官员养廉银，各级官员任意加征养廉银，使贪污合法化。

“耗羡”的实质，是官员通过手中的权力，以貌似合法的手段去聚敛钱财的一种形式。现今的官场，这种敛财形式之多，有回扣、奖金、手续费等等；领域之广，从当前难以根治的“小金库”和商业贿赂即可见一斑。一房地产公司老总说：“ 我在一块地上建10万平方米房子还是12万平方米的房子，由规划部门的容积率确定，如果一平方米是2000元，多一万平方米，便是现实的2000万元收入，我花多大的公关代价也愿意。”这仅是规划部门，还有国土、人防、消防、环保、园林、卫生防疫、交通、市政、金融等部门。据业内人士透露，做一个楼盘，一路打点的费用要占到楼盘总成本的3％到5％。

 从“印结”、“花样”    到“买官卖官”

 清朝制度规定，凡外省人在京考试或捐官，都需要同乡京官出具保证书，保证考试或捐官的同乡“身家清白、人不虚伪”。保证书必须加盖六部印鉴。保证文书叫结，盖印的叫印结。因为同乡并不熟识，要得到印结，被保证人就必须出一笔银子，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买卖行为。在京城，各省都设有一个印结局，公推年高资深者主持，凡入局为同乡出名具印结的官员每月都可以分一次印结费。

清朝末期，官多缺少，候补人员多，补缺须排先后，除原有班次外，增加了“本班尽先”、“新班遇缺”、“新班遇缺先”等班次名目，作为补缺先后次序的标准，叫做“花样”。捐官交上六成银子就可以得到优先派缺。要想尽快补缺就得缴上银子，争得机会，这叫“捐花样”。

现在的“买官卖官”虽然还不至于如此明目张胆，但在用人问题上的贪腐程度，从一些民谣和媒体披露的案例中可以发现端倪。有民谣这样说：“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交流使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还有这样一首关于干部选拔的民谣：“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关系最重要，能力做参考。”安徽省“王氏权力家族”中的杨哲信在担任安徽省砀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两年时间里，就先后受贿228次，卖出69顶官帽，获利100万余元。

从“部费”    到跑“部”钱进

所谓“部费”，是指清末中央部门索取的贿赂。一般来说，吏部索取补缺费和保奖费；户、工、兵三部索取报销费，原因在于各省要从军事、工程等经费贪污中饱私囊、以少报多，必须得到户、工、兵部的批准，因此得送给三个部门官员贿赂。

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严厉斥责的“跑部钱进”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李金华严厉地指出：“现在，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其任务就是跑‘部’，打探消息，看哪里有钱和项目，然后写报告、找关系，很多问题就此产生。”李金华幽默地把“跑”字做了这样的“解读”：“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谁跑得多，部委情况了解多，就可能多获得一些拨付款。”是什么包，公文包还是红包？审计长没有说，留给我们许多思考的空间。重要的是，不“跑”是不行的，用有的地方官员的话来说，是“小跑小发展，大跑大发展，不跑不发展”。

从贿赂形式的进化和嬗变可以发现，腐败这一政治毒瘤是多么的可怕。值得庆幸的是，最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及“两高”司法解释的出台，彰显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党一定有非凡的智慧去掀起一场深刻无比的反腐浪潮，解决这一难题，治疗这一宿疾。

清代巨贪和珅临死前的悔过书

这是大贪官和珅嘉庆4年深陷缧绁即将被处死前留下的一首绝命诗：     

    夜色月如水，嗟尔困不伸，    

    百年原是梦，卅载枉劳神。    

    暗室难换算，墙高不见春，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辜负九重仁。    

诗的原义依次是：夜幕下的月光惨淡似水，躺在牢房里辗转反侧睡不着。留名青史的愿望原来不过是场梦，30年辛苦白干了。黑暗的囚室想不出好计谋，高高的围墙挡住了春天的阳光。星星环绕在冰冷的月光四周，我陷身在监狱里孤独地垂泣。面对眼前的情景回想伤心的往事，是我的出色才华害了我自己。活着的时光不会有几天了，最难过的是辜负了皇上对我的爱护和关心。

 陆定一谈解决党内腐败问题：惩治腐败要有外力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

我党第一个反腐法令出台前后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实力不断增长和扩大。但是，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贪污浪费、以权谋私、官僚腐化等腐败现象在苏区也时有出现。虽然为数极少，但其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却很大。因此，反对贪污浪费提上了临时中央政府的议事日程。

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克服政府中的不廉洁行为。１９３２年３月初，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反对浪费，严惩贪污》的文章，指出，“这个时候，谁要是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文章号召工农群众检举揭发，把各级政府中的贪污分子驱逐出苏维埃。１９３３年１月，《红色中华》专门出版了《检举运动专号》，以推动反贪污浪费运动的进一步深入。

随着反贪污浪费斗争的深入，一些贪污浪费的案件被揭露出来。为了严惩贪污浪费行为，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了由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２６号训令。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党颁布的第一个反腐法令。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根据这一训令，一些重大贪污犯被判处死刑，如瑞金县财政部会计科长唐红达侵吞公款、公债、谷票、公物折计大洋２０００元；苏维埃大会工程所主任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２４６．７元，并盗窃机密，私偷公章，企图叛逃；于都县军事部长刘仕祥贪污公款２００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这三个罪犯经公审后均被判处死刑。

在政策和法令的威慑下，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人纷纷投案自首。在萍乡、上饶等地，还出现了父亲检举儿子、妻子动员丈夫去政府坦白的事例。当时１７个中央级的群众团体共检举出从厅长到科员４３人，查出贪污款项计大洋２０５３元，棉花２７０斤，金戒指４枚。这次中央政府各部共处理了６４人。各地也同时开展了检举、审查贪污浪费的运动。通过这场斗争，在“１９３４年３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４个月内节省８０万元的指标，结果节省的资金交到金库的即达６００万元”。

通过反腐败斗争的洗礼，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党员都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劳任怨、公而忘私的精神，在中央苏区干部、党员中蔚然成风。

周副主席给老乡道歉

抗战胜利后的延安，生活仍很艰苦。

有一次，警卫班几个战士凑在一起，想法子给周恩来副主席弄点吃的补补身子。魏玉秀出了个主意，拿4双旧鞋去老乡家里换了一条狗，杀了放在锅里煮。

周副主席知道是咋回事后，严肃地批评小魏：“狗是老乡的，他们也会改善生活，为什么给你们？你们拿鞋换，4双旧鞋能换条狗吗？老乡跟你换，是看咱们是共产党军队，老乡相信共产党，但我们决不能侵犯老乡利益，而要时刻保护群众的利益，这一点你们必须记住。”

第二天，周副主席带着小魏找到老乡家里，给老乡道歉，并亲自付了钱。

腐败葬送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是中国最大的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可是这场曾经咤叱风云的运动从洪秀全率众起事开始．到占领南京建立“天朝”政权，仅仅只维持了十一年的时间就覆灭了。

其中的教训实在太多，而最根本的教训，只有两个字：腐败。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人物就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相当排场的。

天王的后宫妇女的牢笼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在杨秀清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则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15人，一年后至永安，据突围时被俘的天德王洪大泉口供：“洪秀全耽于女色，有36个女人.后来有所减少，到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福瑾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这里天王的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还为他的后妃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都要严格遵行。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均引自《天父诗》)

在《天父诗》里看不到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所倡导的“天下众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众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太平军进入天京后，就广为宣扬两句话：“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则立即就开始了。

天王府的建设从进城后第二个月就开始。王府是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基础上向周围扩建十里，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天王御笔手书5尺大的朱字诏令：“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太平军形容‘杀头'的隐语)”。

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的装饰为“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盾鼻随闻录》卷五)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也上下争奢赛富，竞相大搞华丽排场如舆马定制，从基层管辖25人的“两司马”乘4人抬黑轿开始．层层加大。

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黄轿，夏日轿下设玻璃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数里，像赛会一般。而天王洪秀全从不出宫门，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64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适应豪华的铺张，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已极，连净桶夜壶都俱以金造。

天朝各官在穿戴装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之风，互相争奇斗艳，奢侈已极，一冠袍可抵中之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纽扣和八斤中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

除了供天王如此挥霍之外，还有参加争吃争穿争排场的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3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此时都是些冗员闲差，坐享荣华，很快就把库中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王爷遍地走   国戚乱朝纲

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为从广西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战死了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肖朝贵；在天京事变中被北王韦昌辉杀了的东王杨秀清；随后又被天王洪秀全捕杀的北王韦昌辉；天京事变后五个外姓王就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一个人了。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可是此时洪家兄弟在东王死后急于封王．先由天王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忿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

石达开出走后，在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声中，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由于洪秀全对无功的王兄王弟滥封王,一时间封王之风迅速蔓延开来,几个王胸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后来,实在没有爵位可封了,就在“王”字头上加一“斜字,造成新字”,为六等王,总共封了2700多个王。

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依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管辖25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出门时可乘四人抬的黑轿，上面领兵的将王等人其威风更不用说了。

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权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

地皮刮下来，都进了大小王爷和地方官的腰包，于是盛行在天京的大兴土木、讲排场的奢侈风气又刮到了苏、浙新占区，许多王府官舍纷纷兴建起来。

天国的早衰早亡，撇开政策上和军事战略上失误这些原因不说，单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挡不住贪图享受、腐败之风的诱惑，而且上行下效，愈演愈烈，最终导致百万大军转瞬间冰消瓦解，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由此也可以理解早在1944年11月，毛泽东在看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以后，写信给郭沫若，请郭沫若再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从中也可以领悟到伟大领袖，对预防腐败的未雨绸缪的苦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