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贪官悔言

  郑筱萸《悔恨的遗书》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此刻，我有许多话想说，这些话对现在活着的人也许“有用”，所以我不想把它带走；这些话也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出来我也许会感到舒服一些。

我1944年12月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想我由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最后出息成为一个国家的部级官员，我的人生应该说是很成功的，我对得起父母给予我的这条生命。随着我职务的不断变换，官越做越大，我给我的父母和家族一次又一次地带来惊喜、兴奋、自豪和骄傲，郑氏家族因我而光宗耀祖；然而，如今我以这种方式来为我的人生画上“句号”，我成为全国人民舆论的焦点，我被全国人民唾骂，我又使我的父母和家族蒙受了巨大的耻辱！此时此刻，我真不知该对我的父母（倘若他们地下有知的话）和家族说些什么！

　　说句心里话，我即使是天天做梦，也梦不到我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在中国，因“犯玩忽职守罪”而获死刑的部级高官建国以来我是第一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渤海2号油轮”失事，当时国务院的一位副总理给的是“记大过”的处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兴安岭着火，林业局长的“处分”是辞职；近期的松花江水质污染，国家环保总局的局长也是辞职了事；重庆的天然气泄漏事故，死了200多人，中石油的老总也就是个免职。因“渎职罪”而获死刑的也有，就是重庆的“彩虹桥垮塌事件”，一名县长被判死刑，但县长属基层官员，和部级官员还没法比。所以，当一审判处我死刑时，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不是一般的震惊！我是部级官员哇，我没有直接杀过人哪！我的第二反应是不服！我认为量刑过重。

　　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舆论却是一片的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帐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再有就是当官一定要负责任！不要以为当官是什么好“玩”的事，不负责任的结果最后很可能就是我这样的下场！

　　从我被判死刑这件事上，彻底地看出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王怀忠临死时就说过：看来这次中央反腐败是动真的了。我的死刑再一次证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

　　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不该从政。我1968年从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我应该一直搞业务。如果我一直搞业务的话，毫无疑问我现在早已经是教授了，我会照样生活得很好，我也就不会落得今天这样一个结局。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我绝不从政了！

　　明天我就要“上路”了，就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现在最害怕的是，我将如何面对那些被我害死的冤魂？我祈求他们能够原谅我、饶恕我，我这不已经遭报应了吗？

二00七年七月九日，郑筱萸绝笔

马国孝的“现身说法”

马国孝，原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等级公路管理局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他在一次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的“现身说法”。当我讲述自己犯罪的经历时，内心感到无比的羞愧与自责，我痛恨自己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从一个受人尊重的处级领导干部沦落为阶下囚。如果时光还能够倒流，如果选择还可以重来的话，那我绝对不会触犯法律走到今天这一步。宁可日子过得再清贫，我也不愿失去人生最宝贵的自由。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监舍的铺板上思绪万千。自己作为一名受党组织培养多年的国家干部，竟然可悲地做了金钱的俘虏。究其原因是自己放松了思想改造，法纪意识淡薄，受社会上贪图享受错误思想的影响所致。我总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日子过得很寒酸，尤其看到人们穿着名牌服装，经常出入高档酒店，内心就会严重失衡，想着如果自己和他们一样潇洒那该多好呀。由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开始腐化堕落，因此在人际交往上必然会放松警惕，根本意识不到别有用心的人与自己套近乎交朋友是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害我走上犯罪道路的是一个建筑老板，他承接了新疆一段高等级公路修建之后，存在着结算工程款的问题。老板看中了我这个掌握资金大权的财务处长，通过咨询业务、没事拉家常、请吃请喝等惯用的手法与我结交成为好朋友，最后发展到了每次见面都以兄弟相称。有一次这位老板请我吃饭，席间他从提包里掏出２０万元现金塞到我的怀里，动情地对我说：“大哥，我看你家里的条件不怎么好，孩子马上又要上大学了，这算是当弟弟的一点心意，纯属咱哥弟俩的个人交情。”

面对这笔巨额现金，当时我的心里非常紧张，我知道他和我们高管局有经济业务关系，收了他的钱就等于是受贿，但到了嘴边的肥肉哪能轻易吐出去，我抱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收下了这笔钱。

道理很简单，对方出于我家境比较清贫而提供经济上的帮助，那么社会上比我家困难的人多得是，他怎么不给钱资助呢？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我？还不是因为我手里拥有掌管财务的权力。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对方作为商人，赔本的事他绝对不可能去做。当时自己就没有去想这个简单的道理，实际上也不愿意去想，关键是自己膨胀的私欲在作怪。

其实，我曾有过改正自新的机会，却被自己一次次放弃了。资助我钱的老板与我们财务处的同志因结算工程款发生争执，而且态度恶劣得令人吃惊，我当时就意识到他这样有恃无恐，是因为身后有我这个财务处长做靠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就产生把钱还给他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舍得，这是失去的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是自治区领导在全疆交通系统干部大会上讲，不管是谁收了人家的钱，现在主动坦白上交，组织上一律不予追究。当时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也想着把钱退了解脱自己，但又怕一旦上交了会给自己产生负面影响，最后还是放弃了这次极好的悔过自新的机会。

往事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首。自己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有一个必然的过程。我调到自治区高等级公路管理局工作后，看到每年有十几亿的公路建设资金由自己管理、调配，深感责任重大，我下决心要干好工作，做一名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我把洁身自好一辈子作为自己人生的坐标，在资金管理、调拨、会计核算上都组织得规范严密，得到单位和上级部门的一致好评。在荣誉面前我开始陶醉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组织生活很少参加，自己的思想渐渐发生了质的演变，最终导致自己执迷不悟，滑到了犯罪的深渊。

我之所以在这里愿意剖析自己的犯罪经历和思想根源，就是想让在职的国家公务人员吸取我的教训，珍惜自己的工作、家庭和所拥有的自由，踏实走好人生的每一步，千万不要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欲望而触犯法律，否则下场与我同样可悲。我现在唯一的出路只能是接受改造，彻底洗涤自己的丑恶灵魂

贪官悔言简集

许运鸿（浙江宁波市委原书记）觉得自己“个人经历比较顺利，一直处于上升时期，到宁波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又当一把手，加之前三年工作顺利，效果明显，顺耳的话、赞扬的话越来越多，滋长了自己的‘骄气’”，他说 “这已经为今后犯错误埋下隐患。”

杨代发（湖南怀化汽车运输总公司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在《自白》中写道：“我任总经理以后，权力大了，约束却少了；生活好了，艰苦朴素的本色却丢了；企业活了，自己的思想也飘飘然了。”

原晋津（天津市河东区劳动局原副局长）在狱中对《中国监察》的采访记者说自己“随着职务的升高，权力的增大，思想上滋生了贪图享乐的念头。”

孟庆平（湖北省原副省长）说：“就在我被提拔之后，特别是当上副省长期间，……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走上了腐化堕落的犯罪道路”。

钟裕辉（南京市原副市长）认为自己“当上副市长后，我放松了思想改造，经不住诱惑，终致走上了犯罪道路。”

曹洪武（大连市商业银行副行长）“走上领导岗位以后，……把党和人民交给的权力没有用来为人民服务，而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

宫自明（原国家某部财务部处级干部）在监狱中曾经懊悔地说过：“我当时是过于顺利了，职务的升迁，把我的心态弄坏了，导致今天的结局。我最想提醒那些仕途顺利的年轻人，人生得意之时切莫太猖狂！”                       

黄大康（湖南湘南烟草集团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说：“我曾经为郴州烟厂的振兴做出了贡献，随着成绩的取得，上级组织和群众对我的信任，我变得沾沾自喜……”

韩相连（黑龙江大学原计财处长）也觉得“渐渐地，我陶醉在成绩里，飘飘然起来。”

李全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劳动局待业保险处干部）认为“正是由于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我陶醉在舆论和荣誉的氛围中，自我欣赏，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和改造，导致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扭曲……”

吕万军（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原计财部副部长）“在荣誉面前，我未能把握住自己，让金钱迷住了心窍，遮住了双眼……”

宋焕威（湖南涟源钢铁股份公司原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我的认识》中总结自己“在取得一些成绩后，很大程度上放松了自我约束，很快陷入了罪恶的泥坑……”

俞芳林（广西钦州市委原书记）在《思想改造汇报》中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耀眼的光环下，迷失了方向，偏离了正确的人生航线，私欲膨胀，利令智昏，贪婪开始侵蚀了我的心灵，抵御不了金钱的诱惑，做了金钱的俘虏，掉进了罪恶的深渊，成为人民的罪人。”

徐其耀（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所说“市委书记未当上，自己心理就失去了平衡”。

黄宝成（江苏盱眙县财政局原局长兼地税局局长）因为“几次都没有得到升迁使我心灰意冷。……心想官捞不到捞点实惠也可以，由过去对一些不良行为的看不惯，后来甚至跟着干。以至后来发展（到）对权、钱、物产生了强烈的欲望……而且口味越来越大，以至走上寻求敛财之路。”

    赵宏（北京市宣武区外贸委原主任）“副区长落选对我的影响很大，自己正在45岁的坎上，失去了这次机会，今后什么职务升迁、地位改变；什么物质享受、环境改善全都化成了泡影，失望之余，开始一心一意为个人找后路。”

    张国忠（南京市经济实用房发展中心前期部原副经理）也是觉得“ ‘提拔’无望了，不如赶快捞钱图个实惠”。

林国悌（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原局长）在看守所内曾对采访的记者说过：“自己政治上再进步已无望，再不利用手中的权利捞一把，就没有机会了。”然而他们忘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至理名言，“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

唐学林（河南南阳市伏牛山水泥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看到有些企业的经济效益没有我们企业好，但主要负责人得到了市政府奖给的桑塔纳轿车和巨额奖金后，心理不平衡，个人欲望恶性膨胀，就想着从其它的方面捞点儿，理所应当。”

余永恒(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原副总经理)觉得自己“在机关工作期间，没日没夜地忙，事事得小心谨慎，生活上却很清贫。看到社会上有的人轻轻松松赚大钱，大把大把花票子，心里总是不平衡。”

四川省彭州市委原书记陈家荣说――“追求有品质的生活让我失去了品质”

深圳罗湖区原卫生局长连振辉“当初收取贿赂时，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现在我十分后悔，如果再来过决不会这样了。”“一个人能够有够吃够穿就可以了，贪那些东西，说真的，现在想起来也带不走，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后半辈子在社会上行走，给人家指指点点，那都不是一个滋味来的，千万不要走到这个地步。”

“我不学习，迷失了政治方向。由于学得少，学不进，头脑就空虚，思想就贫乏。”正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自己所言，“放弃世界观改造，个人私欲恶性膨胀，迎合钱财的诱惑，遇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不战即败”。

安微省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时间不会倒流，我要彻底悔罪，并愿配合有关部门，现身说法警示党员干部，做从宽处理的典型。”

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我深感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曾关心过我、支持过我的领导和同事，也对不起年迈的父母和家人。我对此悔恨终生！”　

    原滑县县委书记王新康因以权谋私卖官鬻爵受贿数十万元被判刑后就曾说：“如果世上真的有后悔药的话，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要去买一服来。”可见其后悔之极。

曾任广西玉林市市委书记的巨贪李乘龙也悔恨自己“钱遮眼睛头发昏，官迷心窍人沉沦。”乞愿“如君能出赉赦手，脱胎换骨重卧薪。”

但也有的贪官，“悔”的令人觉得滑稽可笑。长江三峡库区巴东县原粮食局局长龚万能在身陷囹圄后长叹一声说：“悔不该听从父亲的话，他叫我把钱拿出来建楼房。如果没建这座楼，谁知道我是贪官还是清官？”可笑龚万能“能”得连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道理也没弄明白。是的，如果不建那座楼房，他也许可能再掩盖一段时间，但那也只能是侥幸一时。要知道，你既然贪了，不暴露只能是偶然的、暂时的，暴露则是必然的、或早或晚的事。所以，凡贪官，当你还没有暴露的时候，还是先别太早地偷着乐。

    陕西省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原西安市机电设备总公司经理周长青在西安伏法。在执行死刑前，有关媒体记者问他：“你不觉得你对国家造成了太大的损失吗？”没想到周长青回答：“我觉得太少了”。

广东省惠州市原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无所不用其极，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毙十个来回都够。”临刑前，问他有啥感慨，他说：“悔！”悔什么呢？人家还真悔出了水平——其一，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那么多次，住过无数的豪华宾馆，既有权住又有钱住，却没有住过总统套间！其二，成日里花天酒地，几乎吃遍了世上的山珍海味，喝尽了人间的玉液琼浆，既有权喝又有钱喝，竟没喝过“路易十三”！更亏的是，家里还放着四瓶，却被抄了！人们常用“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来形容那些冥顽不化的人，而周长青、洪永林之类的人真是到了黄河也心不死，见了棺材也不落泪。其心其性不是顽劣之极，就是变态之极。对这样的败类，我们只能评之曰：丧心病狂，死有余辜。

四川省丹棱县原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黎岭因涉嫌受贿150余万元及15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押上了庄严的法庭。黎岭，这个昔日在眉山市和丹棱县被人称为“清官”的人。家中却被发现有400余万元财产。请看黎岭怎么说：“收受巨额贿赂后，心里确实不安，那一捆捆钱。就像一颗颗埋在脚下的地雷。我不缺钱。我也知道受贿是犯罪。可是，每当看到老板们送来的还系着银行封条的钞票。就会有一种占有欲，加上‘不要白不要，要了也不会有人知道’的侥幸心理。就把党纪国法扔到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