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勤廉表率

徐有功：听讼惟明持法惟平

武则天当政时，徐有功历任蒲州司法参军（地方司法官员）、左肃政台侍御史、司刑少卿（大理寺司法官员）等官职。当时，酷吏恣横，构陷无辜，严刑峻法，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独徐有功犯颜护法，三次被罢官，但矢志不渝，前后共救了数十家人。

有一次，博州刺史因罪被诛杀，牵涉到官吏颜余庆，武则天指令酷吏来俊臣审理此案，来俊臣给颜余庆定下了谋反的罪名。在朝廷上，来俊臣向武则天汇报时，侍御史魏元忠也认为应该判颜余庆死罪，武则天下旨批准。徐有功却坚持颜余庆不是“魁首”，不能诛杀。武则天大怒，斥问：“何谓魁首？”徐有功说：“魁者，大帅；首者，元谋。”后来，武则天免除了颜余庆的死罪。

有一个叫韩纪孝的人，在徐敬业谋反时接受了伪官职。在朝廷审理徐敬业谋反案时，韩纪孝已经死了，但负责审理此案的顾仲琰却要求籍没韩纪孝的家产，武则天予以认可。徐有功抗辩说：“人已经死了，就不应该再追究其罪，更不应该株连其他人。”后来因为这个案子获得宽恕的百姓就有几十人。徐有功曾经对自己的亲人说：“今身为大理，人命所悬，必不能顺旨诡辞，以求苟免。”

当时，告密者通常采取诱使他人的奴婢状告主人的办法，以求获得官府的功赏。润州刺史窦孝谌的妻子庞氏被奴婢诬告，监察御史薛季昶审理认为应该判庞氏死罪。其子到徐有功处讼冤，徐有功一边发文要求停刑，一边上奏武则天。薛季昶十分恼火，弹劾徐有功枉法，罪当处死。徐有功却说：“岂吾独死，而诸人长不死邪？”武则天召见并责问他说：“公比断狱多失出，何耶？”徐有功回答：“失出，臣小过；好生，陛下大德。”武则天知道徐有功是忠臣，于是，免去了庞氏的死罪。

天授元年（公元６９０年），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被酷吏所陷害，徐有功虽然坚持抗争护法，但没有成功，并因此被罢官。不久，他又被重新起用为侍御史。“天下闻有功复进，洒然相贺”。

徐有功审案，卓然守法，虽死不移。他曾经三次因守法蒙冤，但“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武则天因此十分雅重他。时人赞颂徐有功“听讼惟明，持法惟平”。

储礶：公正无私  一生清廉

明朝泰州有一位清正廉明、办事公道塌实、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贤吏，他的名字叫储礶。此人立朝二十余载，以荐引贤才、为人耿直著称，留下了较好的口碑。

弘治七年（1494年），吏部尚书耿裕认为储礶为人“简重端默”，很是赏识，将他从南京调到北京任考功清吏司郎中，负责对有关官员进行考核。储礶到任后，处处出以公心，坚持任人唯贤。中书舍人丁玑、进士李文祥、考功主事张吉、王纯等人都是正派敢于直谏的官员，可是明宪宗反而将他们革职。孝宗接位后，储礶毅然上疏推荐这几个人，使他们一一重新得到任用。科道官庞泮、监察御史刘绅等人被逮下锦衣狱。储礶认为有错，上奏请求赦免，得到允许，纠正了一件冤案，受到朝廷上下的一致好评。

储礶对官吏的考评只是秉公行事，不徇私情，不以个人感情用事，品评人才一律按章办事，从不迁就，也不怕得罪上司。一次吏部尚书耿裕和他一起考核一个官员，作出“平庸之辈”的结论后，耿裕宥于人情．以上司的身份予以修改，储蟮不仅没有答应，他还当着下属的面正言厉色道：“公所执，何异王介甫?”弄得这位尚书非常难堪。耿裕自知理亏，不得不羞愧地接受批评而维持他的“原批”。还有一次，在考核官吏时，他发现刑部员外郎傅锦在南直隶通州知州任内贪财甚多，便立即上疏请求将他免职。又发现如皋县令不称职．擅长吹牛拍马，决定免其官职。那个如皋县令私贿某太监，托他找储II萑说情，储嵯非但不给这个太监面子，反而以此为典型，将此事予以公开，当着众人在署厅里宣布“某某杂职尚能自检．有以进士宰邑反不能自立，县托内侍干请乱法!”使得那个如皋县令狼狈不堪。当时一些为官者慑于他的正气，无不小心翼翼，私下相互警戒说：“储公阳秋可畏！”与他同朝公事的官员对他也是既尊敬又畏惧。

弘治十年（1497年）后，储礶先后升任京城太仆寺少卿，掌管宫廷车马和全国马政。此间，他亲自南下实地调查马政方面的得失，渡滹沱，涉衡漳，遍游于齐、鲁、梁、楚，达于淮海。在了解大量情况后，向朝廷疏陈了议养京营战马、议减马政文册、议处管马官吏、议清场亩租银等有关马政的四事，得到认可。同时又上书陈述了边境防御方面的敏听政、备将才、广参谋、募才勇、核功赏五件大事，皆有根有据、利国利民，受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纳，为稳定社会、巩固边防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户部右、左侍郎等职，并总督南京与北京的粮储。主管钱粮乃肥缺，他却清汤清水分毫不沾，一心追求的是“仓廪足，天下安”。

宁摔乌纱决不趋炎附势、苟且图贵，是储礶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正德年间，有八个作恶多端的宦官，时人称为“八虎”，其中以刘瑾最为可恶。他控制内阁，操纵东厂、西厂，胡作非为，多次凌辱与他意见不符的当朝官员。尽管刘瑾不敢在储礶面前放肆，见了面还口称“先生”，但储礶不愿与奸贼为伍．主动引疾乞休回到泰州隐居，直到刘瑾的势力全部清除，他才重新到南京做官。

正德七年(1512年)，储蟮带病任南京户部左侍郎，看到钱谷支耗愈来愈严重，心急如焚，日夜筹划。正德八年(1513年)七月，储蟮病故于南京吏部，I临终举笔书“国恩未报，亲养未终”八字，泣数行直下而逝。继配朱氏伴灵柩归葬泰州，正德十二年十月葬于泰州西郊九里沟。嘉靖二年(1523年)明世宗时赐谥“文懿”，崇祀于扬州府及泰州乡贤祠。

重温毛泽东的廉政事迹

今天，是伟人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重温毛泽东的廉政事迹，仍让我们热泪盈眶。

对自己，毛泽东近乎苛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穿的衣服，从内衣到外衣，从上衣到鞋袜，全是补了又补。有的单衣补丁太多，都成了夹衣。开国大典时定做了一套

中山装，以后10多年再没有做新的。转战陕北时，他一直吃“二米饭”（小米、大米合起来做）；进城后，以大米为主，有时掺些小米、绿豆；三年困难时期，他带头不吃猪肉，周恩来总理劝他也不听。他不用香皂，不用护肤品，甚至不用牙膏，只用廉价牙粉；毛巾被、睡衣，还有那床毛毯，不只补过多少回，一直伴他离开人世。

对子女，毛泽东异常严格。他从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搞特殊。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他没有留在自己身边，而是送儿子到农村锻炼；毛岸英要结婚，但未婚妻刘思齐当时不满18岁，他因此没有同意，说：“不到年龄就是不能结婚”；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又送毛岸英上战场，一些同志劝他，他却说：“大敌当前，匹夫有责，毛泽东的儿子也不能例外。”女儿李敏、李纳考入大学后，只是星期六回家，学校在市郊，卫士长李银桥看天黑路远，瞒着他派车去接，他知道后非常生气，说：“我的荣誉，孩子不要沾，我是我，孩子是孩子。”

对腐败，毛泽东深恨痛绝。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求全党引以为戒，不当李自成。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告诫全党，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北平解放后，他把中央机关进京视为“赶考”，要求大家“考”个好成绩，不要退回来。新中国成立后，他发动和领导了“三反”、“五反”运动，亲自批准处决了腐化堕落分子刘青山、张子山。他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永远不能搞腐败，要经得起考验。” 

在毛泽东的廉政事迹中，上面列举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但就是这很少的一部分，足以体现了人民领袖的高风亮节，足以使我们深深为之感动。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没有一个比毛泽东更大的，论手中的权力，也没有一个比毛泽东更大的，但毛泽东从来没有居功自傲，从来没有以权谋私，他心里想的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毛泽连是毛泽东的堂弟，生活困难，当有人问毛泽东能否为毛泽连的处境说一句话，让地方政府关照一下时，毛泽东温和而坚决地说：“那是办不到的事情，泽连的困难我清楚得很，全中国像他这样的困难户有的是，不要因为他是我的弟弟就与人说照顾，那样做我就不能当中国的主席喽。国家很困难，但我相信日子会好起来的。他的困难，我只能以个人的名义帮一把。”这段话不正是毛泽东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写照吗？亿万人民为什么深深怀念毛泽东，原因不也正在这里吗？

重温毛泽东的廉政事迹，在当前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党内确实存在着腐败现象，极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损公肥私，捞取好处，搞不正之风，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这是因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已吹响了反腐败的号角，反腐败斗争正向纵深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一个同志，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以毛泽东为榜样，廉洁自律，秉公守法，做反腐败的坚强战士，为纯洁党的肌体做出新的贡献。

领袖风范永远激励着我们！

陈士榘上将：一坛清水贺寿辰

1995年4月24日是原中央军委顾问陈士榘将军86岁寿辰。自2月中旬以来，陈将军心脏病复发，病重期间，将军的亲属和一些老同志怀着对革命前辈的敬仰之情，打算把祝寿场面搞大一点，以便让更多的同志能够看一看他。然而谁也没想到，围绕祝寿的问题，竟引发了老将军的诸多感慨和不尽的话题。

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将军在病榻上看过请他签字上报军委首长的报告後，表情严肃，深思良久，然後把工作人员叫到身边，以责备的口气说道：你们应该知道，我们党内有条纪律，不准祝寿、请客吃饭，明知有纪律，还要写报告要钱，叫军委领导怎么批呀？

有人说这类事多有先例，而且花钱更多时，将军双眉紧蹙，一个早就引起他关注的惊人数字，闪现眼前：据统计，全国用公款请客一年就耗掉了上千亿元。此刻，他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断然地说道：不管别人怎么干，我们决不能带这个头儿！

病重中的陈士榘将军，语音深沉、凝重，有时显得微弱，但却是那样坚定，不可动摇，深深地打动了周围的人，大家眼里滚动着泪水，带着自责的心情，无不敬重地向自己的老首长频频点头。

原打算过生日这一天，在一个高级酒店或京西宾馆安排几桌宴席，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同志们在一起聚一聚，按照陈将军的意见，便都取消了。将军夫人李峥告诉他：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坚决照办。将军听後十分高兴，眉宇间绽开了欣慰的笑容。

眼看寿辰越来越近，老战友、老部下对祝寿的事谈论得也越来越多。陈士榘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总是说：谢谢，谢谢你们。但是，他却毫无动摇之意，连日来，他只要身体情况允许，便同大家一起，不断地回忆着桩桩往事，他讲了井冈山时期红军将士严冬季节盖着稻草睡觉，讲了长征路上一碗野菜大家相互让着吃……

有一次，他突然笑了。那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进行整编，为了祝贺长征的胜利和部队整编，时任红一军团供阜犊长的陈士榘，好不容易搞到一批猪肉。香气扑鼻的红烧肉，对於吃了一肚子野菜的红军将士们，是多大的诱惑啊！干部团团长陈赓顺着香味悄悄走进陈士榘房内，见陈士榘正在睡觉，一脸盆红烧肉没人动，端起就走。说到这里，他的老战友、原总後勤部副部长周文龙补充说，还有名堂哩，陈赓临走时还拐了你一双鞋哩！他端起红烧肉，眼睛又盯在你的鞋子上，看到你穿的那双鞋比他的好，穿上就走了。说到这里，两位老战友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陈士榘将军深情地说道：那双鞋是我送给陈赓同志的，当时生活十分艰苦，吃顿红烧肉就像过年似的。但是，艰苦奋斗的乐观精神和亲密无间的战友之情，是非常宝贵的。现在谁也不缺红烧肉吃了，但是艰苦奋斗、团结乐观的传统不能丢，那是一种很大的力量啊！

人们很少再提祝寿的事了，但陈士榘将军还在讲述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他说：国民党军队里也有廉洁奉公的将军，冯玉祥就是典型代表。一次他做寿时，有人特意给他送来一坛清水，他看到坛子里清澈照人的净水，便大加赞赏，郑重地说道：‘我们为官就要像这坛水一样清白。’冯玉祥将军一生刚直不阿，爱国清廉，这种好品德，我们也应该学习。

人们凝视着陈士榘将军，从内心发出一阵阵赞叹声，夫人李峥提议说：‘给你祝寿时，我们也送你一坛清水，怎么样？’

陈将军马上赞成道：‘好，好。’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位跟随毛泽东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叱咤风云的战将，1995年7月22日晚10时01分走完了人生的最後历程，他的光辉业绩将永留史册。

淡 泊 名 利 见 风 骨

——江苏省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袁堂贵的名利观

有人说，他这辈子活的很累，心累、身累。对工作，他的弦始终绷得很紧，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不糊弄、不松劲、不滑坡。“有些到我这个年纪的干部可能会想，马上要退二线了，再干还有什么用？所以，工作就不抓了，思想上开始滑坡，作风上开始散漫。我这个人可能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在这个岗位一天，我就要多办点事，还要把事办好，不然心里就不踏实、不痛快。”袁堂贵告诉记者。　　

袁堂贵在施工工地比照设计图纸进行仔细核对

“北风识得劲草坚，廉洁自律一生安”，这是袁堂贵用来自勉的语句。“我把这句话写在笔记本的扉页上，时刻提醒自己，一名干部能力有高低，但保持清廉是最基本的要求。”“用责任破解私欲与清廉的不等式”　　在东海采访期间，很多人跟记者念叨：在“1000＞2300”这样一个特殊的不等式中，袁堂贵用实际行动对私欲与清廉做出了正确抉择，在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面前，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了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　　

这是怎样一个不等式呢？很简单，又很复杂。简单的是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占地3700平方米、主楼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经决算审计，这个设施配套齐全的办公楼全部投资180万元，每平方米造价不到1000元。复杂的是经专业人士计算，这座办公楼每平方米造价要在2300元左右。“真是弄不明白，他们是怎么省下这么多钱的！”这位专业人士发出感叹。　　

可是，在袁堂贵看来，只要通过合理的“抠”和“掐”，“文章”不仅可以做出来，而且可以修饰得“美观、大方、实用”。

怎么“抠”？袁堂贵告诉记者，2001年东海药品监管局刚组建时，办公条件极差，10多个同志挤在5间租用的房子里。“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办公楼”，他心中暗下决心。经过几年的艰辛筹备，2004年初，局办公楼终于得以着手建造了。在进行主楼设计时，他力排众议，制定了“美观、实用、节省”的设计原则。在办理批建手续时，他多次请示县领导，不厌其烦地找有关部门协调，终于全额减免了办公楼的城市配套费，部分减免了土地划拨费，仅此两项就节约经费近20万元。在选择承建单位时，局里公开招标，11家建筑公司参与竞争，最终“花落”连云港市振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价比建筑标的下浮了23.2%。这个活儿利润空间很小。”振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文一金说，他在中标前就听说袁局长做事很“抠”，却没想到“抠”得这么厉害。　　

怎么“掐”？为了节省零工开支，他带领全局人员连夜运土，平整院内场地，从晚上6点干到9点多，运土60余方。要购买装修材料了，他坚持货比三家，带领机关的同志，去临沂建材市场带回近百斤样品，并利用星期天，骑车到县城两大建材市场“淘宝”。有一次，他在一大堆石材中东挑西拣，弄得满脸灰尘、一身泥土，被货主当成了石材贩子。当同行人员介绍他是局长时，这位货主感慨地说：“现在竟有这样的局长！我们去进货时都没有这样斤斤计较过！”建筑队“进场”施工后，袁堂贵在工程关键时期经常与施工人员一起熬夜加班。仲夏夜，酷热难当，蚊虫叮咬，他也从未放弃过。办公楼主体封顶后，通往楼顶的楼梯已经封死，为了检查楼顶施工质量，他亲自爬上20多米高的脚手架。　　

有人问袁堂贵，现在有些人想方设法在工程中捞好处、要回扣，何况他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这样“抠抠掐掐”究竟图什么？每当听到有人这样问，袁堂贵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克己奉公本来是共产党人最基本的道德修养，为什么社会上总是有人把廉洁当作政治前途的敲门砖呢？一想到这儿，他就理直气壮地回答：“我是农民的儿子，勤俭是我渗入骨髓的自觉意识，艰苦奋斗是我生命的惯性。没有自觉的节俭意识，就不可能淡泊名利，做到清正廉洁。一个真真正正的共产党人就要有责任培养自己的节俭意识，用责任破解私欲与清廉的不等式。”　　

袁堂贵出生在革命老区山东省临沭县。他的父亲14岁参加红军，曾参加过东进抗日支队、渡江战役、抗美援朝，退伍后，去“北大荒”支边三年，后来回到家乡做了十几年大队支书。从父亲身上，他读懂了什么是正直无私。所以，无论是自己的钱还是公家的钱，他多花一分都心疼。　　

拉萨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是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口支援单位。该局局长扎西德吉到东海参观时了解到工程建设情况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离开东海时，她激动地对送行的袁堂贵说：“我们回去也要像你这样去做事情！”　　

“对自己苛刻是坚守信念的素质和觉悟”作为部门负责人，出门办事是免不了的。对于出门办事，袁堂贵给自己立下三条规矩：县、市内开会办事，尽量骑自行车；出远门办事，坐火车有硬座就不买卧铺；在外吃住有面条和床铺就可以。这三条规矩如果发生在他人身上，或许是另有所图的“政治秀”，但是，在连云港食品药品监管系统，任何人都不会对袁堂贵的行为猜疑。因为大家知道，自律对于袁堂贵来说，已是一种坚守信念的素质和觉悟，在自我要求上，袁堂贵几乎严格到苛刻的程度。　　

2月8日，记者到达东海的当天，这里刚迎来今年的第一场春雨。下午两点钟，路面还有些湿滑，袁堂贵依然推出自行车，匆匆赶往县城东郊八九里外的电信局参加一个电视电话会议。同行的副局长霍振会说，“别的部门领导都是坐专车去，每次开电视电话会议，会场外都停满了各种轿车，只有袁局长，无论严寒还是酷暑都骑自行车前往。”在就任局长之前，袁堂贵已做了9年东海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管理着20多辆公车，应该说用车很方便，但无论节假日参加同学聚会，还是和爱人孩子回家探望父母，他都不愿“显摆”，不是坐中巴就是坐火车。到食品药品监管局后，虽然局里目前有三辆车，但为了节省费用，袁堂贵一般不大动用车辆。“局里的车都是用来保证稽查执法的。他私事不用，公事也极少用，平时总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调研、开会。”霍振会说，在袁堂贵“一定要保证执法用车”的带动下，全局干部职工已经形成了以自行车代步的习惯。为此，许多干部群众都称袁堂贵是“自行车局长”。　　

2005年6月，袁堂贵到北京参加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举办的基层局长培训班，返程时他花93元钱买了一张硬座车票，火车上人多，又恰逢学生放假，他在途中和一个大学生轮流坐一个位置，就这样坐坐站站、站站坐坐，在列车上颠簸了16个小时才回到连云港。第二天他要去连云港食品药品监管局开会，市局局长李祥启不经意间发现他的脚肿得厉害，再三追问，他才说明原因。李祥启听后心疼地对他说：“老袁啊，你已经五六十岁了，哪能还像年轻人？你不买飞机票，不买软卧，买张硬卧总可以吧，看到你脚肿成这样，我心里不好受啊！”2003年冬天，袁堂贵带3名工作人员去青岛采购执法冬装，一日三餐都在小摊上吃，住的旅馆条件简陋。两天里的吃、住和过路费只花了200多块钱。　　

“看到袁局长这样苛刻地要求自己，我经常扪心自问，我应该如何努力来缩小与他的差距？”霍振会就是在这样的自责、自省中，不知不觉地增强节俭意识。下班路上，他会因为记起饮水机电源没关而重新赶回办公室；他会在下乡稽查时，蹲在乡村小店屋檐下，用一碗2元钱的方便面来解决午饭。　　

对于局里发生的这些变化，袁堂贵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说：“我更看重的是一种上行下效的感染，我想以自己节俭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影响和带动大家，希望大家也明白‘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膏脂’的道理，让大家明白，对自己苛刻是坚守信念最高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这样他才能心里安稳。　　在日记中，袁堂贵写到：当你置身于浮躁的世界却坚守着心灵的一方净土时，当你以淡泊宁静的心态审视人生历程而不在意某些得失时，当你只去耕耘而不求收获默默奉献时，你的人生就进入了一种日臻完美的境地。这种境地，他向往了，他抵达了！　　

“维护政府的清廉是我的责任”“以往听别人说老袁‘抠’，总以为他是对单位财务支出卡得紧，可是没想到，他的‘抠’还表现在财务收入上。这种在收入来源渠道上‘抠’字眼、坚持原则的精气神，让我们看到了政府的清廉形象。”经过“赞助费”事件后，东海县医药商会会长范月祥不仅对袁堂贵有了新的认识，对于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清廉的社会形象更是赞不绝口。事情是这样的：在东海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办公大楼落成之前，商会40多家会员一起开会商量，想给局里一些赞助，计划每家出5000元，凑足20万元，给办公楼添置空调、电脑等办公设备。但任他们怎么说，袁堂贵就是不要。“20多万元啊，对于在建材市场一分一毫都要与人讨价还价的他来说，这实在是数额不菲的一笔钱了。况且现在这种赞助现象十分普遍，他为什么就不要呢？”大家心里嘀咕着，一脸的疑惑。是啊，他为什么不要呢？范月祥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袁堂贵站在办公室，一脸严肃，话语掷地有声。“我们政府部门是为社会服务的，政府的清廉最大程度上是靠减轻企业负担赢得的。维护政府的清廉是我的责任，我决不能让政府的清廉在我手中毁掉。一分钱都不能要，拿了人家的钱，何谈秉公执法？”更让范月祥忘不了的是，2005年6月22日在县食品药品监管局门口碰了“一鼻子灰”的尴尬场面：那天，新办公大楼投入使用，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举行挂牌仪式。“我们一些企业揣了2000元贺礼，到了局机关门口，刚伸出封好的红包，老袁的脸马上就变了，连手都没有跟我们握转身就走了。我们一脸尴尬拿着红包转了一圈，才知道不收贺礼是局领导班子早就定了的事。真是惭愧啊！”　　

对于清廉，袁堂贵是这样看待的：只有把个人清廉放入政府的社会形象中去考量，个人清廉才是有本之木、有源之水。所以，作为“班长”，他更注重带领大家塑造队伍整体的清正廉洁形象。这些年，看到其他单位的待遇优厚，有些同志就提议是不是多发点奖金，意见到了袁堂贵耳朵里，他马上就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他说，“工资奖金是国家依据政策定的，随意增加就是对政策的阳奉阴违，就是最大的腐败。”他不仅通过教育制止这种错误思想的蔓延，而且通过建立健全财务审批制度，铲除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和空间。这些年来，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每查处一个案件，定性、处罚等都要经过集体讨论，并且张榜公布，所有的环节都公开透明。公开的制度、看得见的廉洁，不仅让袁堂贵连续两年被评为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先进工作者，连续三年被市局授予三等功，而且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也分别被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连云港市人民政府、连云港食品药品监管局和东海县政府授予江苏省药监系统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江苏省“正源行动保健康”先进单位、连云港药监系统“团结、开拓、廉洁、高效好班子”、东海县文明单位等12项荣誉。　　

对于荣誉，袁堂贵有他自己的理解。他告诉记者：个人荣誉是党和人民对你的鼓励，而集体荣誉，则是你用自己卑微的力量对党和人民的报答。而惟有报答，才是最高的荣誉。“所以，我无怨无悔。”袁堂贵说这句话时，一脸的欣慰。

权 力 意 味 着 责 任

                ——江苏省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袁堂贵的权力观

他说，人应该懂得感恩。“我本来是农民的儿子，能有今天的位置，离不开党和人民对我的信任和培养。使用权力一定要感念党和人民，莫忘报效党和人民。”他说，“权力，意味着责任，用权为公，可以建功立业，为人民造福。以权谋私，必然违法乱纪，祸国殃民。”他还说，他志向不高，一生的理想就是清清白白地做人，勤勤恳恳地干事　　

2006年6月至9月，他作为先进典型参加了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连续举行的七场先进事迹报告会，“善待权力”、“慎用权力”、“用好权力”成了报告会上最动人的字眼。他的话语让每一位听者听后沉思，沉思后反省，反省后动容。“他的报告，让我知道人要怎么活，官应该怎么做。今天我流泪了，这感动的泪水既是为他，也是为那些在平凡的食品药品监管岗位上如他一样默默奉献的人们。”一位基层食品药品监管干部听完他的报告动情地说。他就是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袁堂贵。群众欣慰：“权力在他手中是公正的”　　

袁堂贵手中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在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的宣传画上有这样一段文字：“主管东海县药品监督管理以及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工作。负责对辖区内药品的研究、生产、流通、使用进行行政监督和技术监督；负责对辖区内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开展对重大事故查处。”不熟悉袁堂贵的人认为，既有行政许可，又有行政执法，同时作为财务支出、人事安排、行政处罚等方面的拍板者，袁堂贵手中的权力实在太大了。可是，熟悉袁堂贵的人都说：“他心里只有原则，你想利用他的权力做点事，门都没有。权力在他手中是公正的。”　2001年，东海药品监管局开始组建。当时，很多人想把子女安排在局里工作。老上级找来了，说孩子在事业单位上班，专业也对口，看能否安置在药监局；老部下找来了，说有个亲戚在乡镇卫生院，看能否调到药检所；老亲家也找来了，说女儿虽然是邮电专业毕业，但毕竟是你老袁自己的儿媳，优先安置也属正常……然而，袁堂贵始终没有松口。后来，他按照拟订的用人标准，让有关单位推荐并亲自到人事局查档案，又逐一到推荐单位认真考察，组建起了一支业务能力强、作风过硬的药品监管队伍。　　

东海县山左口乡卫生院负责人至今还记得“不讲人情”的县药品监管局局长袁堂贵处罚该卫生院的事。当时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为了配合东海药品监管局的流动宣传，该院将救护车作为法律宣传车，走村串巷地跑了一个星期，宣传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下来，自己与老袁成了好朋友，山左口乡卫生院也与药品监管局成了兄弟单位。可是后来药品监管人员来检查工作，发现山左口乡卫生院的药品购药手续不健全，要处罚该卫生院。这名负责人说：“我们当时很不理解，新《药品管理法》颁布之前，卫生院购药一直都是这么操作的。何况我们还把车子借给药监局用了一个礼拜。我想，袁局长他那么大的权，找他说说，于情于理都会免除这次处罚。”　

朋友找上门来了，但是，袁堂贵并没有让朋友满意，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我当时就气蒙了，气得直朝老袁瞪眼睛。”这名负责人说，“可是人家老袁说了，在原则问题上，他没有免除处罚我们的权力，在朋友情分上，他可以依照原则帮助我们。他帮我们卫生院建立完善药品购销、储存制度，推动了卫生院的标准化药房建设。从此以后，我们卫生院在检查中再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2002年，东海县一名姓宋的小商贩，做水晶买卖亏了本，后来听说做药品批发生意不错，转而进行无证药品经营。没想到时间不长，他的窝点就被袁堂贵带人给端了，标值数万元的药品被当场没收，并被处以重罚。在几次搬来在县里重要部门工作的叔叔找袁堂贵说情未果后，他竟然打电话威胁：“袁堂贵啊，袁堂贵。你不让我活，你也别想要命，我明天就绑上炸药包去局里找你。”“我当时考虑到药监局刚刚组建，如果一开始就畏难怯阵，下面的工作很难开展不说，而且严重亵渎了人民赋予我的权力。再说，依法办事，从严处罚，为的是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正义和真理毕竟在我这一边。”袁堂贵回忆说于是，他义正辞严地告诉宋某：“你来吧，我不怕。”看他这般软硬不吃，宋某再也不提报复的事了。“人民给了我权力，我必须保证权力的公正性。原则不能打折扣。”就这样，在一次次情与法、公与私、利与义的考验面前，袁堂贵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公正执法的崇高理念，忠实地履行着药监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样一组数字：在东海药品监管局成立之前的10年内，东海县在假劣药品方面的罚没金额不足4万元。东海县局成立之后，在建局当年就收缴罚款30多万元，2003年罚款65万元，2004年为70万元，2005年则达到95万元。2006年该局的罚没金额又出现了回落，全年为60多万元。这一组先升后降的数字说明什么？在东海县石榴乡蒲西村，村民李余胜欣慰地说：“这说明在高压态势下，药品市场秩序在逐渐规范。老袁和药监局没有拿权力去做交易。”　　

亲属坦然：“他没让我们沾权力的光”不管外人如何看待袁堂贵拥有的权力，但是，在袁堂贵的亲属们看来，他们并没有因为袁堂贵拥有的权力而受惠。袁堂贵的妻子原来在县政府招待所工作，单位效益很好。1993年，袁堂贵调到县政府办公室任主任，感到妻子在自己主管的单位上班不合适，就想把她调出去，为此，夫妻俩大吵了一架。“我在招待所上班是组织分配的，又不是沾你的光，你凭什么？”可是，吵归吵，袁堂贵却并没有放弃起初的决定。在他的坚持下，妻子调到了县土产公司下属的一家小厂。两年后，企业破产，妻子下了岗。小女儿袁晓红腼腆内向，不爱说话，从财会学校毕业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妻子托人想在某医药公司给女儿找个事做，袁堂贵却说：“求人办事就欠了别人的情，别人要是找我办事怎么办？只要是在东海，家人和亲友就别想从事医药工作，省得别人说闲话。”不稳定的工作、拮据的收入，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小女儿离了婚。现在她白天在服装店打工，晚上到一家饭店帮忙，挣钱补贴家用。不知是出于对父亲的怨恨，还是出于其他因素，小女儿婚变后就很少回娘家。一谈起这些，袁堂贵的眼圈就红了，“‘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说句心里话，在三个子女中，我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小女儿。午夜梦回，每当想起女儿小时候的可爱和童         

 图为袁堂贵（中）到基层卫生院进行药品专项检查

真，我也禁不住酸楚落泪，希望她能理解我的难处和苦心。”说这话时，他的语调中明显带着哽咽。袁堂贵的大儿子记得，为了监管工作，父亲与自己的岳父成了“陌路人”，有近半年的时间没有说话。那是发生在2002年的事，那年4月，东海药品监管局在石梁河镇树墩村查处了一起兽医门市部无证经营人用药品的案件，当事人王某父子煽动群众谩骂推搡执法人员，哄抢被查封的药品。袁堂贵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决定从严从重处理此案。可是，案件的当事人和袁堂贵的亲家是表兄弟，亲家找到他说：“这样的事哪里都有，你抬抬手就过去了，没必要这么认真。”但亲家的说情被袁堂贵一口回绝了。就因为这件事，亲家大半年时间不理他。有人说袁堂贵不近人情，他却说：“如果自己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如果强人所难让我去违法违纪，才是最大的不近人情！”位于牛山路职工巷32号院的袁堂贵的家，让人有一种看老照片的感觉。家具是袁堂贵结婚时花390元买木头找人打的，极为陈旧过时。卫生间和厨房小得连转身都有些困难。在这套70平方米的房子里，袁堂贵一家五口住了十年，逢年过节，袁堂贵家门前总是冷冷清清，只有几个农村亲戚偶尔走动一下。“我的同学、朋友都不相信我有一个当局长的爸爸，可以这样说，我们没有因为爸爸拥有的权力而受惠。”大儿子袁晓光这样告诉记者。很多人问袁堂贵，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家人和亲戚？袁堂贵总是这样回答：“家风连着党风，只有管好自己的家庭，才有可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责。”组织信任：“权力交给他放心”。              

熟知袁堂贵的人都知道，袁堂贵一贯善待自己拥有的权力，工作上坚持原则，对事不对人。几十年来，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始终牢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和政府公务人员，面对一个又一个诱惑，他始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2005年上半年，东海县检察院查办了一起医药商业贿赂案件，南京市一位体外诊断试剂代理商高某涉嫌向县医院、卫生局、招标办等单位有关人员行贿被查处。“去年年底，在逃的高某投案自首，他说，自己给药监局局长送去的钱被局长妻子扔了出来。”经办此案的副检察长张陆军说。他还说，近几年东海县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较大，但检察院没有收到过关于袁堂贵的举报信，这真是难能可贵。提起这件事，袁堂贵的妻子回忆说：“那天有人敲门，隔着防盗门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和老袁有约，老袁让他先到家里等着。”看到来人坐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她就警觉起来，一检查，发现沙发垫下面有一捆钱。于是她不动声色地拿起钱，送客人出门。站在楼道上看着来人下到一层，她突然把钱扔到楼下说：“还给你了，拿不拿走是你的事。”说完就赶紧关上了门。其实袁家的门不是很容易就能敲得开的。儿子袁晓光记得，有一天，有人敲他家门，父亲拉开门一看，来人背了个大纸箱站在门口，父亲马上沉下脸说：“若是公事到办公室谈，若是私事我不认识你！”随即“咣”地一声关上了门。与袁堂贵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谈事、办事找他，他家的门是敲不开的，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不在家，有事到办公室”。然而，他的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谈事、办事不仅不关门，还有办公室的人员在一边做记录。　　

对袁堂贵，连云港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李祥启这样评价：把权力交给这样的人，我们市局党组完全放心。“权力交给他，我们放心”，这也是东海县纪委副书记孔凡金的感受。孔凡金 

讲，这些年来，在该县组织的行风评议中，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工作每次都受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一些行政相对人的高度赞扬。大家认为东海食品药品监管局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一个善待权力、慎用权力、用好权力的带头人是分不开。“我们相信，权力交给这样的人，群众的饮食用药安全是有保障的。”让组织和群众放心，这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评价，袁堂贵无愧于这样的评价。

百姓心中的丰碑——追记公安局长的楷模任长霞

任长霞，1964年2月8日生于郑州；1983年10月从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工作，先后任预审科民警、预审科副科长、法制室主任；1996年10月任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1998年11月任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2001年4月调任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

细雨绵绵，如泣如诉，灵堂已撤，诗墙依旧。

尽管当初万人恸哭、挽幛如云的场景已经隐去，宽敞的嵩岳大街、少林大道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可隐约中，那悲痛凝重的氛围依然笼罩着这座著名的山城。

5月22日，在登封市公安局长任长霞不幸因公殉职一个多月后，我们来到登封追寻英雄的足迹，听百姓们含泪讲述长霞的故事，真情似颍水清澈，朴实如嵩岳无华，像追忆逝去的亲人。从那悲痛凝重的氛围里，我们真切地感悟到，一个人们心目中的“好官”、“好公安局长”与百姓的血肉联系，感悟到“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就是老百姓”的朴素哲理。

其实，百姓的眼泪很金贵，也很慷慨，就看是对谁。她抹亮了嵩岳一片蓝天，还给了登封一方平安，百姓就把泪洒给她，把心掏给她，用口为她铸碑

嵩岳无言，颍水低徊。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记者视线模糊，无法拍照，无法笔记。

4月14日20时40分，当任长霞为侦破“1•30”案件从郑州返回登封途中突遇车祸因公殉职后，登封“黑幛白花漫嵩山”，“城巷尽闻嚎啕声”，仿佛一夜之间出了无数诗人，使整个山城涌动着诗的潮水，哀的旋律。4月17日，14万群众自发为她送行，其哀其痛，其悲其壮，撼天动地，千年历史的古城登封前所未有。

一个眉清目秀的柔弱女子，一个到任仅3年的公安局长，何以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赢得60多万百姓的如此爱戴、如此尊崇？！

“她才40岁，叫这么好的人走恁早，苍天它真的没长眼呐！”发出这声哀怨的是当地“王松涉黑团伙”的受害者、告成镇农民冯长庚。伴着窗外的细雨，他含泪向记者讲述任长霞如何除掉这个社会毒瘤，为民伸张正义的故事。

登封位于郑州、洛阳、平顶山的结合部，多年来，治安形势严峻，大案积案较多，群众对公安工作意见很大。以登封避暑山庄老板王松为首的涉黑团伙，就是一个没人敢碰的毒瘤恶疮。他纠集家族成员、两劳释放人员组成黑恶势力团伙，私买枪械，私设刑堂，在白沙湖一带为非作歹，伤人过百，命案累累。冯长庚就因为在水库边洗脚，被王松手下诬为偷鱼而被刺一刀、打断5根肋骨。

在一个局长接待日里，冯长庚试探着向任长霞诉说了自己的冤情，倾吐了不敢明告状，却又不甘心的苦衷，引起了任长霞的高度重视。在派人密访暗查掌握基本案情后，任长霞决心打掉这个背景复杂、组织严密、危害极大的犯罪团伙。经过专案组几个月的艰苦侦查，“王松涉黑团伙”所有成员全部被捉拿归案。作为全国十大打黑案件之一的典型案例，登封市公安局受到了有关部门的表彰。消息传开，老百姓奔走相告，称颂任长霞敢于打黑碰硬，为民除害。

“像这样棘手的案件，她可以找一千个借口搪塞，找一万个理由推脱，可她没有，她情愿为咱百姓当靠山！”冯长庚的话也说出了君召乡海渚村村民陈振章的心声。2002年4月16日，陈振章被涉黑团伙“砍刀帮”的成员砍了两刀，一直上访告状，是任长霞组织干警，端掉了这个以李新建为首的犯罪团伙，为百姓除了害，也为他讨回了公道。

“任局长是真心为咱百姓办事的官儿。老天爷啊，咋不让我这个老婆子替她去死哩？”满头白发的韩素珍说起任局长老泪纵横。

1990年9月8日晚，君召乡韩素珍的女儿和另一名女孩儿被犯罪分子强奸杀害，由于种种原因，案件长期未破。2001年5月，任长霞在“局长接待日”上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心拿下这一陈年积案。2002年8月26日，犯罪嫌疑人赵占义被抓获归案，11年的悬案有了结果。

“要是嵩山搬得动，我就用它为任局长立碑！”韩素珍为表达对任长霞这位“女神警”的崇敬之情，筹措1000元钱，为她铭刻了一块正面镌刻着“有为而威邪恶畏，为民得民万民颂”14个大字的“功德碑”。2003年4月10日，她带领君召乡郭岭村的村民们敲锣打鼓，来公安局给任长霞立碑。任长霞坚辞不让，村民们说啥也非立不可。任长霞最终没有拗过，同意让大家把碑立在公安局后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等乡亲们离去后，任长霞立即让民警把碑拆了。村民们事后感叹：“任局长能拆掉石碑，可她拆不掉俺老百姓的心碑！”

在回放4月17日任长霞葬礼的录像资料中，一幅写有“痛悼亲人任长霞”，落款为“上访老户”的巨幅挽幛格外引人注意，一头挂着的那包药来回晃动，尤为显眼。“来路短，去路长啊！长霞闺女为我们落下了一身毛病，带上点儿药也好御个风寒，免灾祛病。”老上访户张生林老汉未语泪流，泣不成声。

作为村民代表，张生林向上级反映村里财务混乱问题，受到报复，被打成重伤，颅骨至今塌陷。由于案子长期得不到公正处理，无奈之下，他常年上访，历尽艰辛。对他的申诉，任长霞极为重视，很快使案情获得重大突破。每次见他，总是问寒问暖，逢年过节，多有体恤。就在任局长牺牲前的4月12日晚，他应约来到任长霞的办公室，向她汇报一名打人凶手潜逃回村的重要线索。当任长霞得知张生林连小病都没钱看时，抓起电话就向市民政局长“说情”求援，为他申请救济。接着，她又把自己的常用药给张生林老汉挑了一大包，并约定15日她从郑州开会回来再说案情，弄准了立即抓人。

“可在4月14日她就走了，走时啥也没带……”送行那天，张生林约了另外6位“上访老户”凑钱为任长霞做了挽幛，早早来到了她的灵前。

登封街头卖冰糕的老汉王青山，与长霞非亲非故，素昧平生。“每逢星期六控申接待日，总能见到任局长耐心接待上访群众，倾听他们陈情，为他们主持公道。有一次碰面，她主动与我拉家常，问我生意咋样，收入够不够生活用，叫人心里热乎乎的。为了给任长霞送行，王青山老汉主动去帮助搭了3天灵棚。“就是沾亲带故，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没有叩首跪拜行大礼的，可我是身不由己，腿不由心呐！”

莫道尽铁血，英雄也流泪。她的泪流淌着女人的天性，天性的慈悲，慈悲的纯真，闪耀着彩霞般的丽晖，映照出一位公安局长执法为民、关爱百姓的深切情怀

嵩岳无言，颍水低回。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记者视线模糊，无法拍照，无法笔记。

“我娘死我都没有这么伤心，没磕这么多头，没跪这么久。”5月24日上午，在陈秀英家的堂屋门前，陈秀英将任长霞的遗像双手捧在怀里，泪流满面：“我每天都要看看任局长，咋也看不够啊。在灵堂送行那天，我排了两次队，转了两圈，只为多看任局长一眼。”

2000年9月16日，中岳区任村村民陈秀英在一起纠纷中被打成重伤，事发后犯罪嫌疑人潜逃外地。陈秀英在医院做了两次手术，头上留下小碗口大的塌陷伤痕。由于案件迟迟未破，陈秀英踏上了上访告状之路。

“2001年5月的一个局长接待日，我到市公安局去申诉。那天的情景我到死都忘不了。任局长拉着我的手，问我啥事儿？我把告状材料递给她，她看了材料后，轻轻地摸了一遍我头上那块去掉颅骨仅剩头皮包着的软坑，她惊讶地说了声‘咦！咋打成这样！’她的泪水一下流了下来，双手扶住我的肩问：‘人呢？’我说‘跑了’。任局长说：‘你放心，跑到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把他抓回来！’当时在场的100多个告状乡亲中许多人都哭出了声。”“任局长的心咋与咱老百姓的心贴得这么近，对咱这么亲！她也不嫌弃俺农村妇女蓬头垢面身上脏，在我头上摸了一遍又一遍。你知道，就这一摸，把俺的心都摸暖啦！”从公安局出来，陈秀英抑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侦查，今年2月，任长霞指挥民警终于将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从那以后，陈秀英每次进城看病买药办事情，都要到公安局门口转转，总想看看任局长。

“任姐走了这么多天，这个画面还老是在我眼前晃动。”登封市电视台记者任俊杰眼含泪水，为我们讲述了又一段任长霞流泪的感人故事。

2003年12月18日，是一起重大案件告破的日子。在石坡爻村召开的公捕大会现场，囚车缓缓开动。一个小姑娘抱着一个小孩死命地追赶着囚车。小孩一声声哭喊着“爸爸”、“爸爸”！撕人心肺。小姑娘是犯罪嫌疑人王小伟的侄女，孩子就是他刚满3岁的儿子。因为家里穷，前两年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家里还有一个年近古稀的老母亲。听到孩子的叫声，犯罪嫌疑人眼睛紧闭，牙关紧咬，痛苦地将头埋在怀里。见到这个情景，任长霞走过去让民警把犯罪嫌疑人从囚车上押下来，说：“打开手铐，让他们父子再见上一面。”犯罪嫌疑人看到还不懂事的儿子时，露出了人性的一面，抱着儿子嚎啕大哭。这时，任长霞蹲了下来，用双手轻抚着孩子的脸，从衣兜里摸出100元钱，递给一位邻居说：“给孩子买点吃的，以后孩子有啥困难就去公安局找我，我叫任长霞。”说完扭头就走了。

当时在现场采访的任俊杰回忆说：“当我过一会儿再见到任局长时，发现她在悄悄抹泪。”“任姐，你哭了？”她对我说：“唉，孩子真可怜！女人泪窝浅啊！”

高墙电网，厚门铁窗。5月25日下午，记者在登封市看守所见到了犯罪嫌疑人王小伟。第一次听到任局长遇难的消息，王小伟抱头痛哭：“她可是个好人啊，不该走这么早！”好大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孩子。如果有机会出去，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坟上看看任局长，给她烧香磕头。”临了，王小伟哽咽着小声问记者：“任局长埋到哪儿啦？”

女性的慈悲是博大的。因为博大才显得伟大。

“任妈妈这一走，我又成了没妈的孩子！”登封市直二中初一女生刘春雨还没开口就失声痛哭，泪滴像断了线的珠子洒落在她手中的作文簿上———《我心中一盏不灭的灯》。窗外，风摇月季，雨打花蕾。小春雨断断续续讲述着她被“任妈妈”收养的一段情缘。

2001年5月，大冶镇西施村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刘春雨的父亲不幸遇难。两年前失去母亲的刘春雨成了一名孤儿。任长霞在处理这起事故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眼含热泪拉过小春雨的手：“孩子，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亲闺女！”自此，任长霞独自承担了小春雨生活和学习的全部费用。

“任妈妈要是活着，她一定会给我送来生日礼物！”5月24日，记者采访小春雨时，这天正巧是她14岁的生日。她说，前年她过生日，任妈妈给她穿鞋的那一幕总是出现在眼前。

“2002年深秋的一天，任妈妈到我家来看我，给我带来一双运动鞋和一件粉红色棉袄。她蹲在地上给我穿鞋，见到我的袜子破了一个窟窿，就说，‘这咋穿哪，给你点儿钱去买双新的’。我的眼泪刷一下掉了下来，要不是当时旁边站着别人，我真想搂住她亲她一口，叫一声‘妈妈’。”

按当地习俗，披麻带孝摔老盆，是亲生长子为父母送葬时才能行的最重的大孝礼仪，可在5月17日送别任妈妈那天，小春雨披麻带孝，在任长霞的遗体旁久跪不起，哭成泪人。她告诉记者：“当时我真想把躺在那里的任妈妈拉出来。要不，她就会被灵车拉走，再也见不到了。”“以前任妈妈工作忙得总顾不上回家，我宁愿她的骨灰放回家中，好让她再享受多一点家的温馨。要是放在陵园里，她太孤独了，连个说话的伴儿都没有……”

怀有这种感情的又何止一个小春雨？2002年1月，任长霞为了使更多的孩子得到救助，向民警发出倡议，在全局开展了“百名民警救助百名贫困学生”的活动。全市有126名贫困学生得到了干警们的救助，重返校园。在为任长霞送行的那天，孩子们哪一个不是手扶灵柩，声声哭喊着他们敬爱的任妈妈！

她是个优秀的公安局长，却不是一个优秀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她把有限的生命时光几乎全都用到了事业上，留给家人亲友的唯有痛惜的泪水

嵩岳无言，颍水低徊。雨像泪一样飘洒，泪如雨一般倾诉。面对每一位受访者的泪眼，记者视线模糊，无法拍照，无法笔记。

“说不生她的气是假的！几个月见不了她一面，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几句话，一顿饭就走了。我就是再想她，也不敢给患有脑溢血的老伴说，只有独自落泪，一哭半夜。我给邻居说，我算是给公安局生了个闺女。说实话，她心里很少有家的概念、父母的位置。”任长霞的母亲抹了一把泪：“再想，她也对，家人再亲就这几口儿，那登封可有60多万人呐，不这样真的不中啊！”

“她的时间就像桶里的豆子，抓给事业上的多了，剩给家人的就少了。在这方面她固执得很，必须按她的原则办。说白了，工作上的事，群众的事不能挤，唯一能挤的就是给家人的时间。”任长霞的丈夫卫春晓律师说。“当初，我下班早了，给她倒杯水；她下班早了，给我倒杯水。多少回，她小鸟依人般偎在我怀里。随着她肩上的担子逐步加重，这些慢慢都没有了。她偶尔回家一次，也是不停地打电话说工作，或者倒头就睡，叫都叫不醒。‘春晓，咱老夫老妻了，我真的太累，顾不了家，你多担待点儿’。”看似刚烈的卫春晓泪花闪闪……

“其实，妈妈很爱我，就是因为她太忙，很少有时间回家陪我。今年3月16日，我患病在医院动手术，痛得全身流汗，特别想妈妈，忍不住就给她拨通了电话。妈妈说，工作忙完了就来陪我。我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哭：‘卯卯，好孩子，妈妈腾开手，一定去看你，一定！’为了让妈妈到医院来看我，也好让她借机休息一下，我故意在医院里多呆了几天，可直到我出院，妈妈也没顾上来看我一回。妈妈从来说话算数，可这次却永远地失信了……”任长霞的儿子卫辰尧一边讲述一边痛哭。

“要用百分比打分，你给妈妈多少分？”卯卯沉思了片刻：“顶多80分，因为她陪我的时间太少了！”

又一个80分！面对同样的问题，长霞的丈夫给了她同样的分数！

记者的泪水夺眶而出……是的，只有完美的神，没有完美的人！

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一个普通的女人，如果说任长霞也有她的不足和缺陷，那无疑是一种英雄的残缺，残缺的美丽，美丽的崇高！

“说实话，姐姐人长得很美，也很爱美。除了警服，还特别喜爱红衣服———红夹克、红毛衣、红衬衫、红围巾。她自己就说，‘爱红装又爱武装’。说真的，不管啥衣服，姐姐咋穿都好看。”任长霞的妹妹任丽娟翻看着姐姐的照片，眼里闪着酸楚的泪光。

她的话印证了长霞的美与爱美。记者在任长霞局长办公室的洗面台上发现，她的玉照下也有不少女人化妆用的必需品，一瓶忘记拧盖的化妆品仍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这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任长霞穿着红色的夹克衫格外醒目，格外妩媚。丽娟说，2002年春节，妈妈提议让姐姐回来，团圆一次，顺便照张全家福。可她说要值班，没空。我们全家就不期而至，“突袭”登封，硬是“逮”住她照了这张相。“她终究还是走了，撇下我们大家，留下一个残缺的家！”任丽娟镜片里的两窝泪水在盈盈晃动。

还有一张长霞身着警服，手持手机正在通话的照片。她一脸坚毅，显得特别飒爽。“其实，全家都习惯了，都理解她，支持她，包括至今仍被蒙在鼓里的瘫痪的父亲，从来都不给姐姐添麻烦。”指着这张照片，丽娟说：“去殡仪馆为姐姐送行那天，妈妈把我拉到一边，让我给姐姐‘捎’去个手机，说我姐离不开手机，为那工作上的事，一天到晚不停地打电话，不能临走连个手机都没有！”

姐姐，带好你的手机，可别丢了！

说到舍小家为大家的任长霞，她曾经的搭档、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全国优秀刑警队长杨玉章说：“干公安局长这一角儿，别说是女同志，就是大老爷们儿也得咬牙硬挺，恨不得一天当作两天过，一个身子分成仨。长霞就是再优秀，登封治安状况那么复杂，她既要破案、扫黑、带队伍，还要接访、调研、顾群众，她能有多少时间来顾及家人？！”这位剽悍的铁血汉子硬是半分钟没说话，生生把将要流出的泪水憋了回去。

“闻讣沈阳已吞声，泪水随机过百城。此后无计可问谁，九躬难尽战友情。”闻知噩耗时，任长霞的战友、登封市公安局政委刘丛德正在沈阳出差，在火速赶往登封的途中挥泪写下了这首小诗。

3年来的并肩战斗，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长霞逢事总是想别人的多，想自己的少。她到登封后的3个春节，都因为事情多，是在局里过的。2004年大年三十，长霞又坚持让我回家过年，她值班。我知道，她爹因脑溢血半瘫痪，娘的身体也不好。让我回家，老婆孩子围着，我怎么安心吃得下饺子？那天晚上，我带着爱人一起去看望了她的父母。”

刘丛德把头埋入双手，声音哽咽：“今年的春节她真的回不去了！长霞，你是顾不上了，就让我们替你尽孝吧，你放心走好！”

大德无碑，大道无形。谁心里装着百姓，百姓就把你刻上心碑！历史就这么公道！

“做人必须像人，当官不可像官。”

“了解到群众的疾苦，我怎能忍心去追求享受。”

——张云泉

但凡是个“官”，多少都会被放到聚光灯下。文学家常用“乐民所乐，忧民所忧”来定义他们眼中的好官，史学家常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来形容他们心中的好官，泰州市的老百姓却爱用“当官不像官”来形容他们身边的信访局长。

信访局是个社会矛盾层出不穷的地方，在信访局这个极为强烈的聚光灯下，一切都被放大了。作为1号接待员也作为局长的张云泉，尽管他每天都在做赔礼、赔罪、赔钱的事，但他也注定每天都要接受百姓审视甚至是监察的目光。

22年过去了，他几乎把22个中秋和除夕之夜都交给了困难群众，自己不买也不穿一件名牌服装，决不去高档歌厅和浴室，出差也只住最低标准的旅社，家里八九个人下岗也不肯帮个举手之劳，他用22年的时间践行着自己“当官不可像官”的承诺。

少见的“冒牌局长”

 同事们都说张云泉有点“那个”，说好听点是“物欲低”，说大白话就是“不会享受”，“人还有点抠”。出差时，只要是个旅社能睡个觉，他就满意；还经常自带电饭煲煮粥，很多次都被旅店工作人员怀疑是个“冒牌”的假局长。

1998年，张云泉和四名同事到广州出差，为了节约2000 多元的开支，他和驾驶员梅骏轮流开车。他对大家说：“我们4人坐飞机比自己开车要多花费2000多元，这笔钱用在困难群众身上多好！”

晚上他们住在江西某市的一个旅社内，服务员发现他们在房间内用自带的电饭堡煮粥吃，还有自备的简单小菜，心想哪有这么寒酸的局长，该不是假冒的吧？就悄悄地向值班保安报告，要求查一下张云泉等人的真实身份。保安来了以后盘问张云泉，直到核实了身份证、工作证之后，他们才相信眼前的张局长的确是真的。

其实，为了处理信访问题，张云泉每年都要到北京出几次差，2001年春季，这样的冒牌误会在北京也发生过一次，在北京住个普通宾馆每天都要好几百元，但张云泉住的是70元一天的老式招待所，没有卫生间、没有电视，就是地下室改成的小旅社。为了节省开支，他还带上了小电饭煲自己烧饭。旅馆的工作人员见一位地级市的政府副秘书长、信访局长，却住得如此寒酸，顿起疑心，向派出所报案，等民警看过张云泉出示的相关证件后，才真的相信了。这样，仅到北京出差半个月他就节省开支1万多元。张云泉说：“这省下的1万元钱，能让好几个失学的孩子回到课堂。”

张云泉对自己的节俭有时已经到了苛刻的地步，但他对困难群众很大方。在荣获江苏省劳模称号之后，他将组织上颁发的3000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困难群众。

司机眼中的“单车族

信访局的驾驶员梅骏替张局长开车有7年了，在他的印象中，张局长正常上下班一般不要接送，都是骑着自己的旧自行车，有时下雪还步行来上班。他告诉记者，信访局的人都非常熟悉张云泉的自行车。“那是一辆买了好多年的斜杠的旧车子。张局长说，从他家里到单位就十多分钟的路，骑车就挺快挺方便的了。”有一次张局长的家人想让梅骏开车送一段路，但张云泉没有同意。他说，单位的公车不好用，你们自己打出租车去吧。

梅骏还介绍说，逢年过节张云泉给困难群众送慰问品时，如果只去一家的话，他也是骑自行车去。只有在慰问群众比较多，时间来不及的情况下，他才会叫上司机开车挨家挨户的去送。

记者还采访了泰州信访局的另一位司机王如江，他介绍说，张云泉经常在外处理疑难问题，有时工作从上午一直到午夜，问题不处理好，上访群众就不让信访局的人离开。在他陪同张云泉的这十几年里，几乎很少看见张云泉能安安稳稳地吃顿饭，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张云泉总是在包中放一些黄瓜和饼干充饥。他汽车的后备箱里，也随时备有饼干、八宝粥和一些麦片，有时张云泉连吃八宝粥的时间都没有，就把麦片和着茶叶一起吃，当作午饭或晚饭。

长时间饮食的不正常，给张云泉的身体带来不少疾病，胃病、胆囊炎等等，常常折磨着张云泉。在张云泉办公室的抽屉里，除了文件、信件，最多的就是药品。王如江说，经常在处理问题现场，张云泉的疾病发作，有时实在是疼痛难忍，张云泉才会坐进车里，喝一口茶，休息一会儿后又重新回到现场。

亲戚眼中的“冷面人”

张云泉的亲戚中有八九个下岗没有工作，有的摆地摊，有的在外打工，连他自己亲生儿子至今仍在商场作维修工，每月400多元的工资也已经三个多月没领过全额的了。但张云泉从没有通过自己的关系为他们找工作。为此，他没少挨责备，家里人都说他“冷”，自家人不帮自家人。张云泉很无奈地跟记者说，帮群众的忙他理直气壮，以权谋私他腰杆子不硬。

其实，张云泉心里对家庭充满了内疚，他已经很久没有陪小孙子玩了，很久没有陪老伴聊过天了，很久没有探望过乡下九十多岁的父母了。张云泉心里很清楚，他欠这个家很多很多。

 2001年，因工作需要泰州市人事局给信访局下拨了一个行政附属编制名额。消息刚一传出，不少“灵通人士”就打起了这个编制的主意，都想通过送礼把指标给自己人，结果遭到张云泉的坚决回绝。有的人看送礼一套行不通，就向张云泉提出更诱人的条件——交换指标。

当时，张云泉的儿媳正处于哺乳期，在郊区一个汽车站当服务员，每天往返新老城区间十分不方便。来人向张云泉提出交换条件：张在信访局安排来人的亲属，他在自己所在事业单位安排张的儿媳。当时，有人提醒张云泉：这是官场“潜规则”，不答应对方就要得罪人。再说，你的儿媳条件很优秀，何不趁机转个好岗位呢？张云泉又给了这人一个“冷屁股”，最终把这个令众人羡慕的指标给了一个叫许丽的父母都下岗的临时工。为此，儿子儿媳不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其实，凭张云泉的职务和在市委、市政府的良好口碑，他完全可以一句话就给亲人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可他从不这样做，有一次他的妻子竟然也曾为了工作上访了。

张云泉的妻子原来一直在一家商场当布匹柜台的普通职工，后来商场破产倒闭，她只好下岗到私企打零工。为了解决下岗职工们的安置问题，大伙准备集体上访。妻子回家跟张云泉说，“明天大伙集体去上访，我要是不去的话，人家肯定说我‘捡落地熟桃子吃’，还说你早已为我准备好了退路。”

一席话说得张云泉的心仿佛刀绞一般，忍辱负重的爱人竟然也要走进自己坐阵的信访大门。无奈之下，他只好拿出约法三章：一不带头，二不讲话，三不久留。就这样，信访局长在信访接待大厅里看到了一位特殊的上访者，默默对视背后尽是无言的理解。

让胡路区人民医院院长姚志民同志廉政事迹

我叫姚志民，现任让胡路区人民医院院长。作为医院的一班之长，我能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强自我廉洁意识，以身作则，用求实、敬业的精神把医院的发展放在第一重要位置，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感染别人，把手中的权力当成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在职工中树立了良好的共产党员形象。